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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出感情牌、上演黑科技——用工大省打响开年“抢人第一战”******

  新年伊始,“抢人大战”成为多地的开年“第一战”。在浙江,一些企业代表称,今年的“抢人大战”比往年来得更早,相关政策给企业的支持力度也特别大。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和用工大省,省外劳动力规模超过2200万。2022年12月以来,浙江各地企业订单回暖,不少企业春节后的订单已经排满,但用工方面仍存在缺口,浙江各地政府部门想方设法强化企业用工保障、稳定企业生产经营。

  春节前,浙江多地已经开始行动,如嘉兴通过县市联动远赴云南、河南等省开展劳务协作对接,温州16家企业携2700余岗位组团赴贵州“抢人”,抢抓春节前员工返乡在家“黄金期”。

  春节期间,通过稳岗留工,浙江全省有1127家重点骨干企业不停产,320个重点项目不停工。

  从“老乡带老乡”到大数据上阵

  为了打好开年用工“抢人大战”,浙江省各地使用浑身解数,湖州市亮出“感情牌”,杭州市则用上了“黑科技”,“抢人大战”不断升级。

  春节前夕,在湖州工作的潘吉兵回到老家贵州省三都县。正筹备年货时,湖州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不辞辛苦到他家拜年。他与妻子已经在湖州务工十年,在安吉县的一家海绵厂工作。

  工作人员为潘吉兵送上了500元过节慰问金,感谢他在湖州的勤恳努力,令他十分感动,“湖州真是一个特别有人情味的城市。”他说,“年后回湖州时,我要把老乡们都叫来,还要让儿子也来湖州工作!”

  “我们打‘感情牌’,关心老员工,让他们用亲身体验去推介湖州,这样的吸引力更大。”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书记、副局长丁会强说,如今,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更能吸引求职者。

  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则通过“城市大脑”,对在杭参保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大数据分析排序,并与排名靠前的多个劳务输出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会定期将用工需求发给当地就业服务中心。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电话采访时,绍兴市人社局副局长王奋正在出差招工的高铁上。从大年初七开始,绍兴市就组织重点企业赴四川、贵州、云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重庆、河南等9个劳务输出大省开展劳务协作,在全国27个地方开展驻点招工。值得一提的是,看不见的“大数据”也在为招工工作提供支持。

  过去,组织春节务工人员包车或者专列,主要靠接热线,哪个地方打来的电话多,就安排去哪里的专列和专车。这几年,随着浙江数字化改革推进,数字化工具和应用为政府工作提供助力。绍兴通过大数据对比,筛选出在绍兴缴纳社保的外地务工人员,对于在绍兴过春节的外地务工人员,精准推送消费红包,让他们在绍兴安心过年;对于返乡的外地务工人员,则根据大数据分析出人数较多的地区,安排专列或者专车。据介绍,这些数据的使用要遵守《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对公共数据安全的有关规定。

  跨省招工重头戏集中上演

  在浙江,“抢人大战”早在农历新年前就已展开,并打出一套“留工、接返、招工”的组合拳。

  2022年12月中旬,浙江省人社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元旦春节期间企业稳工稳产并开展对留浙过年省外员工温暖关爱行动的通知》,提出开展送温暖送关爱活动、加强生产要素调度引导、开展劳动力余缺调剂等稳工稳产18条措施,“以务实行动稳产、以真金白银留工”。

  “春节期间我们压力挺大的,很多员工都回家了,但工厂没停工。”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说,“共享用工”模式帮助他们缓解了春节期间工人短缺的问题。

  为全力保障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工程不停工、不停产,绍兴市上线了全市劳动力调剂服务平台,通过政企联手,用“共享”商业模式盘活人力资源。杨璟招募了1000多位工人在春节期间支援工厂生产。

  杨璟也坦言,这些工人春节后要返回自己岗位。年后,工厂仍面临着人力资源紧缺问题。

  因此,精准保障节后员工有序返岗同样很重要。

  1月30日,周丕文坐上了从四川广元直达浙江杭州的“点对点”返岗专机,这是春节后落地杭州的首趟农民工专机,也是周丕文第二次乘坐免费包机返岗。“下午1点出发,3个小时就能到达杭州萧山机场。”这趟专机上还有50多名和他一样的广元籍务工者。

  为了让更多员工顺利返岗,浙江各地都出台了鼓励专车、专机接返员工的政策。杭州市规定,1月21日至2月5日,企业租用(含合租)大巴车跨省“点对点”组织非杭州市户籍员工返岗且符合补贴条件的,按包车费用的50%给予包车返岗补贴,每家企业最高补贴20万元。

  1月15日,正值南方小年,湖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带两支先遣队赶赴贵州和湖南。他们带着160家重点用工企业的近万个岗位,通过开展劳务协作及人才交流活动,为节后复工复产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之前看到浙江企业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第一时间出海开拓市场拼订单,没想到,你们‘抢人’也这么快。”在湖南湘西,吉首大学负责招生就业工作的高昆老师说。

  1月28日,正月初七,浙江各地的跨省招工重头戏集中上演。

  在四川广安,浙江省人社厅组织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等地举办专场招聘活动,提供就业岗位1.1万余个。

  “带来的登记表格都不够填了,微信也都加满了应聘人员。”湖州睿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吴倩感受到今年招工的火爆。

  在湖南湘西,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徐明带着20多家企业的负责人组团“抢人”,此行,他们带去了180多个工种、2600个岗位的就业机会。

  “大家都还没买到返程票呢!”三元电子科技负责人许佳薇介绍,由于正值春运返程高峰,他们一行人出发时返程票即已售罄。但他们更担心能否招到人,“每个人都拉着大行李箱,放满了公司的招聘海报和宣传单页,就希望能招到更多人。”

  1月29日,由浙江省绍兴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带队在四川乐山举行的第一场招聘会上,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遇到一位迫不及待想去绍兴工作的求职者。

  “我暂时买不到票去绍兴,你们岗位要给我留着名额,不能不要我啊!”

  “大哥,你放心,我们要招3000人!名额有的。”

  不止于“抢人”,更在于长远眼光

  浙江各地频出“抢人”组合拳,缘于今年经济快速向好的发展势头。

  “今年是招聘压力最大的一年,我们普工就要招200-300人。”鸿星科技人事负责人张艳群介绍说。这是全球排名前十的石英晶体元器件品牌生产商,在浙江多地都有投资布局。他们在招的既包括工资6000-8000元的普工,也有工资更高的工程师等岗位。

  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要招聘3000多人,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主要负责生产比亚迪DM-i车型专用刀片电池。

  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称,2022年6月公司生产线正式运行,目前形势向好,公司正在不断增加产能,接下来还将新开两条产线,用工需求较大。为此,公司“同时派出了12个招聘小组”,奔赴全国各地,现在每天都有100多人入职。

  一些负责招聘的人员同时发现,如今劳务输出大省的务工人员“在家门口就业”成为新趋势。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底,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达90.7%。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10月,全省农民工转移就业2639.4万人,新增返乡入乡创业6.7万人,农民工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

  1月29日,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书记、副局长丁会强在四川广安的招聘会上注意到,当地人对于湖州企业南洋电机颇有兴趣。

  湖州南浔在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中对口协作四川广安。2019年以来,湖州的南洋电机、沃克斯电梯等企业在广安当地投资建厂。南洋电机广安分公司综合办主任段坤介绍,分公司今年在四川广安有100多个用工缺口,整体薪资在3000-6000元左右。

  一些务工人员表示,虽然相较浙江工资稍低,但“在家门口就业”对他们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对于劳务输入地区来说,这意味着稳岗留工难度不断加大,需要提升其对人才的吸引力。

  因而,“抢人”不止于此时此地,更要坚持“长期主义”。湖州人社部门与多个劳务输出地区的高校建立了校企合作平台。推进湖州用工企业与当地高校对接合作,促成校企双方建立长期技能人才培养和输出协作关系。

  “我们不仅仅是招聘员工,更让大家有机会去学习新的做法和理念,以后可以反哺家乡建设,助力实现乡村振兴。”丁会强说。

  (中国青年报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记者 蒋雨彤)

气候变化真的存在吗?还是仅仅是理论预测?******

  当地时间12月7日,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正式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电影艺术与气候传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在边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

  俞岚认为,当前气候传播应该传递三个重要信息,第一是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第二是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第三是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

  在俞岚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 中新社 陈溯/摄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 中新社 陈溯/摄

  以下是俞岚致辞全文:

  尊敬的解振华特别代表,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中国新闻社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气候传播和公众意识”主题边会。这是我们连续第六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主办这一主题的边会,也是解振华主任今天凌晨抵达卡托维茨后参加的首场边会,足以可见中国政府对于气候传播和提升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高度重视。

  我本人从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开始跟踪全球气候谈判进程,8年来,我和我的同事笔下记录了许许多多的气候人、气候事,见证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进展,也目睹了绿色低碳转型的艰难和困惑。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强烈不确定,作为媒体人,我们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向公众讲好气候故事,鼓励更多人自觉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在新的数字化时代,媒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定位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我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在陈述我的观点之前,有一个问题跃然而出,那就是“气候变化是现实发生还是理论预测?”如果答案不是一目了然,那么让我们直观回忆一下近期肆虐的飓风麦克,加利福尼亚山火,印尼的海啸以及很多美妙名称的极端天气现象,比如厄尔尼诺。所以,无需复杂论证,气候变化确实在发生,并且发生的频度和烈度均超出我们的预期。显然,我们需要达成的第一个共识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在此次气候大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在经过了连续三年的平稳表现后,2017年、2018年再度反弹。到底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做得远远不够?1.5度或2度的目标如何才能按进度实现呢?或许,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更加坚定,并且更加有指向性。

  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也应该是当前气候传播中的要传递的重要信息:

  第一,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任何经济实体,在财务收益的必然选项基础上,必须把环境、社会效益和公共责任纳入目标和愿景;任何投资活动,除经济回报外,ESG、责任投资和可持续性投资等必须自动成为投资决策的关键要素;公共意义和愿景必须是人类财富创造活动有机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绿色必须始终成为人类活动的底色。进入新经济时代,绿色代表价值,绿色创造价值,没有绿色内涵的所谓经济价值在扣除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之后所剩无几,所以,公共意义和愿景并非经济不可持续,很多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全球多边协议是“从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需要广泛协调参与国的利益和诉求,参与国以民生、发展、福利和成本等因素,都能相对容易地拒绝协议或执行时消极应对。协议本身立意高远,结构缜密,但症结却在执行层面,没有一定强制力的执行机制,国际协议全面落地的可能性不高。那么,为何不可以考虑同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呢?就是建立规则导向的气候要素市场和发明并推广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绿色技术一旦经济上可行,它的系统性推广就会提速,而广泛运用也就水到渠成。在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技术不仅是催化剂,而且是主要推动力,一旦通过市场使技术可定价、可交易,那么,即便出于经济考量,市场主体也会理性判断并调整其碳排放和碳足迹,经济个体合成的结果是绿色经济整体收益的“帕累托改善”。

  第三,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数字化时代,技术无处不在,绿色经济也不例外。绿色倡议在规范化和流程化的过程中,诸多环节存在瓶颈和制约,仅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出发,可以一定程度上进行疏导和协调,但多元利益诉求的低程度披露和低精度量化始终约束效率的进一步焕发。假设换一个思路,把技术引入绿色经济流程。比如,区块链技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方法,把绿色经济活动和所有参与者的一举一动实时记录,任何修改都会同步呈现,信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高度对称,任何的“漂绿”(greenwash)和指标数据造假行为分毫毕现。因此,可核实的技术实现迎刃而解,其后的惩罚机制和强制措施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这些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上有争议或者有疑虑的问题,恰恰是媒体可以大有作为的空间。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在波兰、在欧洲,在全球各国,都有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然而,与此同时,IPCC最新发布的1.5摄氏度报告又一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但跑步的速度还不够,记者与媒体的职责,或许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这一点,并且用前瞻的眼光帮助厘清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看到,今天在座的有不少是曾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朋友,中国参与气候谈判、气候治理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媒体、学界、企业、民间组织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我衷心希望,气候传播的朋友圈能够越来越大,气候传播的事业也能够不断地有“新鲜血液”参与其中。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边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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