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海变局中塑造有利于统一的时与势******
(年终特稿)在台海变局中塑造有利于统一的时与势
中新社北京12月27日电 题:在台海变局中塑造有利于统一的时与势
中新社记者 路梅
2022年,“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涉台领域热议话题。这一年,两岸关系愈发复杂严峻,“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升级。大陆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反“台独”、反干涉,同时仍强调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以强大的战略定力和扎实的作为,在变局中塑造有利于统一的时与势。
美台勾连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动荡
近年来,美国为遏制打压中国,频打“台湾牌”,纵容与支持民进党当局推行“台独”政策,加深介入台湾地区政治、经济及军事,民进党当局则甘做美国马前卒,充当美“以台制华”的筹码。
观察家们普遍看到,台海局势走向越来越系于中美博弈,为了打压遏制中国,美方怂恿台湾当局扮演更加激进对抗大陆的角色。美国纵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加码对台军售,将包含为台提供“军事融资”等内容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签署成法,不仅严重损害中美关系,更令台海陷入危局。
有西方媒体形容台湾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岛内学者则忧心,美方试图让台湾成为“豪猪”“军事堡垒”或“巨大的军火库”,甚至“全民皆兵”,是把台湾推向两岸冲突的火线,对台湾很不利;民进党当局“倚美抗中”的路线,最终牺牲的是岛内民众的利益。
大陆坚决反“台独”反干涉 力度仍将加强
针对佩洛西窜台等美西方干涉行径,大陆方面采取了坚决的反制措施,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及军事等方面,用“台独”势力、外国干涉势力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展现了反干涉的坚定决心。
台海博弈是实力的较量。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证明了大陆方面已具备在台海地区的联合封控能力及区域拒止能力,并从此打破台湾当局所谓的“海峡中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曾向中新社分析指出,大陆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总体态势、装备水平和技术能力,会促进形成新的战略态势,将大大有利于中国统一进程。
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在报告中强调反分裂、反干涉,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中加入反“台独”等内容,体现了反对和遏制“台独”既是全党意志,也是人民心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汪曙申认为,未来大陆对台工作会更加紧密地统筹反干涉和反“台独”两条战线,反干涉的斗争力度会进一步加强。
前路仍有风浪 “方略”是行动指南
11月底,民进党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大败,凸显其“抗中保台”牌失效,但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并无反省之心,不会就此停止操弄两岸对立,台美勾连也呈现升级态势。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鹏对中新社指出,未来一段时间台海依然会风高浪急。2024年,美国的总统选举中,如果两党候选人竞相利用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和挑衅为自己加分;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如果公然声称和主张“台独”的候选人参选或当选,都将给台海局势带来更多变数,甚至掀起惊涛骇浪。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会晤美国总统拜登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鹏指出,无论何人何时破坏这条铁律,一定会招致大陆采取强烈反制措施。大陆的“工具箱”里还有很多工具,可以发挥有效反制作用。
李鹏表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未来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持续塑造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时与势具有重大意义,相信大陆方面有驾驭复杂局面、战胜风险挑战的综合实力和必胜信心。
塑造两岸互动新局 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尽管受台湾当局阻挠和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两岸民众希望交流合作、和平发展的呼声从未减弱。大陆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两岸经贸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对台湾而言,大陆巨大的市场仍具有不可替代性。近日,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在厦门成功线下举办,台湾多个工商团体也在积极规划赴陆交流行程,对于两岸经贸合作的前景表达了信心与期待,让两岸经济“脱钩论”不攻自破。
二十大报告强调“造福台湾同胞”“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展现了大陆方面争取和平统一、争取台湾民心的诚意,也让台湾同胞对两岸和平发展更有信心。大陆方面持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将为和平统一打造更广阔民众基础。(完)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来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